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的译作人物形象再建—
发布时间:2014-04-04 08:40 来源:未知 点击:
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的译作人物形象再建
—— 以葛浩文《红高粱家族》译本为例
刘姿驿，胡宗敏，敬文会，吴梦
（中国地质大学，湖北武汉 430073）
摘 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操纵、改写源语的特点，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对比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及其译本，透析了译者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女性主义翻译，凭借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再建了更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凸显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以文本翻译为媒介，让西方世界听见中国女人的声音。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人物形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一、引言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的代表作，无论是在叙事结构、风格，还是在写作技巧、主题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创作特点。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这部作品就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学界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其翻译的研究。本文将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形象从原文中剥离，并与其译作中的人物形象翻译的对比，研究人物形象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有改写，这种“重写”是否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再建，是否与“忠实”原则相悖。
二、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也由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知识观念。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女性主义理论叩响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大门，性别意识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二者的结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具体体现在：关注女性的存在，消除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推崇译文与原文平等，批判传统翻译理论中贬低女性、译者两个概念的看法；强调译者主体性，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
三、译本分析
1.从词汇层面进行分析。原文：罗汉大爷说：“弟兄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大个子伪军说：“老畜生，滚到一边去。”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译文：‘Brothers,’he pleaded,‘we can talk this over, we can talk it over.’‘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ou old bastard,’the taller soldier barked.‘Those animals belong to the owner,’Uncle Arhat said.‘You can’t take them.’The puppet soldier growled menacingly,‘If I hear another word out of you, I’ll shoot your little prick off!’三个不同的“说”，译者没有按照原文直译为“said”或“cried，shouted”等意思相近的词，而是分别译成bark, pleaded, growled menacingly，译者用不同的词语表达了褒贬爱憎，这显然是译者对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将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2.从内容层面进行分析。原文：父亲的双眼大睁，从那两粒钻石一样的瞳孔里，散射出本来属于我奶奶的那种英勇无畏、狂放不羁的响马精神，那种黑暗王国里的希望之光，照亮了我爷爷的心头。译文：The glare in his diamond like pupils embodied the heroic, unrestrained spirit of Grandma, a flicker of hope that shone and lit up Granddad’s heart.在翻译过程中，“glare”本意为“怒目而视”，而译者用“glare”来翻译“双眼大睁”，更能体现出奶奶的大无畏精神。同时，译者在此处使用了“a flicker of”和“shine”这两个意思相近的词强调奶奶的英勇无畏精神给爷爷带来了希望。另外，译者还用了“heroic”（有英雄气概的）、“unrestrained”（无拘束的）、“hope”（希望）等极具正面意义的词充分表现出了奶奶坚强无畏的女性形象。
3.从翻译技巧进行分析。原文：奶奶出嫁之后，一直养尊处优，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紫印……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译文：Ever since her marriage,Grandma had lived a life of ease and comfort and the carrying pole, with its heavy load of fist cakes, dug deeply into her delicate shoulder, leaving a dark-purple bruise …would be the glorious symbol of a heroic figure from the war of resistance.原文中在描写奶奶出嫁前的生活状态时用到了“养尊处优”，而文中塑造的奶奶却是一个敢爱敢恨，不拘泥束缚的女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劫持（hyjacking）使译文中的“a life of ease and comfort”避免了这种歧义。此外，译者使用增补（supplementing）手法用“heroic figure”指代“奶奶”，实现了创造性改写，更好地突出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女性勇敢的形象。
4.小结。①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意识层面：从凸显女性地位的角度而言，作者使用了一些褒义词，如将“heroic figure”指代原文中的戴凤莲。译作在忠实的基础上拓展了原文生存空间。技巧层面：译者运用增补和劫持的手段对原文进行了再创造，这些都是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和意图，对原文进行的大胆重写，补偿了原文中的女性主义价值倾向，进一步凸显了文章中的人物形象。②从译作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译作在对“奶奶”戴凤莲这一形象的塑造中使用极具正面意义的词汇，同时通过对父亲和爷爷的表情变化从侧面塑造出了奶奶追求自由，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另外，译者通过“增补”这一手法，塑造了一个积极寻找救赎与出路，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译作中，译者多角度、全方位地刻画了人物，凭借各种翻译手段，既展现了人物言谈举止等外在形态，也呈现出人物心理和思想感情等内在活动，完整地展现了人物与红高粱这一环境互为作用的关系，从而塑造出一系列丰满而成功的人物形象。
四、结论
本定向研究和文本分析的结果表明：葛浩文的《红高粱家族》译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干预。这种干预影响了人物形象的重建，在本例中尤其体现在对女主人公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歌颂和形象的凸显。《红高粱家族》作为女性主义者莫言的代表作，译者葛浩文并没有为了迎合西方世界，在翻译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作品时“抹杀”其被听见和被看见的权利，而是凸现了女性主体，传达了原作的意图，表现了译者主体性，从而在翻译源语的过程中更好地塑造了人物形象。译者基于自己的诠释重建出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而且在翻译中彰显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使女性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引起读者的共鸣，引起社会对女性及其存在的重新思考。如阿伍德所说，翻译是一项有意识的政治行为，旨在“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
参考文献
[1]Godard,Barbara.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A].London:Pinter, 1990.
[2]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6(6):38.
[3]穆雷.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J].外国语言文学.2003.
—— 以葛浩文《红高粱家族》译本为例
刘姿驿，胡宗敏，敬文会，吴梦
（中国地质大学，湖北武汉 430073）
摘 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操纵、改写源语的特点，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对比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及其译本，透析了译者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女性主义翻译，凭借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再建了更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凸显了女主人公的觉醒意识。以文本翻译为媒介，让西方世界听见中国女人的声音。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人物形象；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一、引言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的代表作，无论是在叙事结构、风格，还是在写作技巧、主题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创作特点。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这部作品就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学界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其翻译的研究。本文将基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物形象从原文中剥离，并与其译作中的人物形象翻译的对比，研究人物形象在翻译过程中是否有改写，这种“重写”是否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再建，是否与“忠实”原则相悖。
二、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视野也由单纯的政治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知识观念。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女性主义理论叩响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大门，性别意识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二者的结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具体体现在：关注女性的存在，消除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推崇译文与原文平等，批判传统翻译理论中贬低女性、译者两个概念的看法；强调译者主体性，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
三、译本分析
1.从词汇层面进行分析。原文：罗汉大爷说：“弟兄们，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大个子伪军说：“老畜生，滚到一边去。”罗汉大爷说：“这是东家的牲口，不能拉。”伪军说：“再吵嚷就毙了你个小舅子！”译文：‘Brothers,’he pleaded,‘we can talk this over, we can talk it over.’‘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ou old bastard,’the taller soldier barked.‘Those animals belong to the owner,’Uncle Arhat said.‘You can’t take them.’The puppet soldier growled menacingly,‘If I hear another word out of you, I’ll shoot your little prick off!’三个不同的“说”，译者没有按照原文直译为“said”或“cried，shouted”等意思相近的词，而是分别译成bark, pleaded, growled menacingly，译者用不同的词语表达了褒贬爱憎，这显然是译者对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将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2.从内容层面进行分析。原文：父亲的双眼大睁，从那两粒钻石一样的瞳孔里，散射出本来属于我奶奶的那种英勇无畏、狂放不羁的响马精神，那种黑暗王国里的希望之光，照亮了我爷爷的心头。译文：The glare in his diamond like pupils embodied the heroic, unrestrained spirit of Grandma, a flicker of hope that shone and lit up Granddad’s heart.在翻译过程中，“glare”本意为“怒目而视”，而译者用“glare”来翻译“双眼大睁”，更能体现出奶奶的大无畏精神。同时，译者在此处使用了“a flicker of”和“shine”这两个意思相近的词强调奶奶的英勇无畏精神给爷爷带来了希望。另外，译者还用了“heroic”（有英雄气概的）、“unrestrained”（无拘束的）、“hope”（希望）等极具正面意义的词充分表现出了奶奶坚强无畏的女性形象。
3.从翻译技巧进行分析。原文：奶奶出嫁之后，一直养尊处优，这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的紫印……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译文：Ever since her marriage,Grandma had lived a life of ease and comfort and the carrying pole, with its heavy load of fist cakes, dug deeply into her delicate shoulder, leaving a dark-purple bruise …would be the glorious symbol of a heroic figure from the war of resistance.原文中在描写奶奶出嫁前的生活状态时用到了“养尊处优”，而文中塑造的奶奶却是一个敢爱敢恨，不拘泥束缚的女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劫持（hyjacking）使译文中的“a life of ease and comfort”避免了这种歧义。此外，译者使用增补（supplementing）手法用“heroic figure”指代“奶奶”，实现了创造性改写，更好地突出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女性勇敢的形象。
4.小结。①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意识层面：从凸显女性地位的角度而言，作者使用了一些褒义词，如将“heroic figure”指代原文中的戴凤莲。译作在忠实的基础上拓展了原文生存空间。技巧层面：译者运用增补和劫持的手段对原文进行了再创造，这些都是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和意图，对原文进行的大胆重写，补偿了原文中的女性主义价值倾向，进一步凸显了文章中的人物形象。②从译作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译作在对“奶奶”戴凤莲这一形象的塑造中使用极具正面意义的词汇，同时通过对父亲和爷爷的表情变化从侧面塑造出了奶奶追求自由，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另外，译者通过“增补”这一手法，塑造了一个积极寻找救赎与出路，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译作中，译者多角度、全方位地刻画了人物，凭借各种翻译手段，既展现了人物言谈举止等外在形态，也呈现出人物心理和思想感情等内在活动，完整地展现了人物与红高粱这一环境互为作用的关系，从而塑造出一系列丰满而成功的人物形象。
四、结论
本定向研究和文本分析的结果表明：葛浩文的《红高粱家族》译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干预。这种干预影响了人物形象的重建，在本例中尤其体现在对女主人公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歌颂和形象的凸显。《红高粱家族》作为女性主义者莫言的代表作，译者葛浩文并没有为了迎合西方世界，在翻译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作品时“抹杀”其被听见和被看见的权利，而是凸现了女性主体，传达了原作的意图，表现了译者主体性，从而在翻译源语的过程中更好地塑造了人物形象。译者基于自己的诠释重建出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而且在翻译中彰显了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意识，使女性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引起读者的共鸣，引起社会对女性及其存在的重新思考。如阿伍德所说，翻译是一项有意识的政治行为，旨在“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
参考文献
[1]Godard,Barbara.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A].London:Pinter, 1990.
[2]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6(6):38.
[3]穆雷.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J].外国语言文学.2003.
